zt 九死一生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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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在山里时间长了，他对我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系的，就经常在一起聊天了。那天是在大本营，我们俩躺在一个斜坡上聊天。青海的山，有很好的草，躺在上面很舒服。在他眼里，我的家乡大连还挺神圣。全国多少火车是从大连开出来的，大连的苹果有多好，大连的万吨轮怎么棒，他都知道，甚至他还报考过大连的学校。聊着聊着，就说起了那天的事，我问他：“那天买羊皮的事，你是不是生气了？”“是，我是生气了。”“那你摔门去哪了？”“买羊皮去了。”我一听立即感到他与众不同的朴实。在那样的年代里，他的那种朴实真是稀有的。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总爱给朋友讲王勇峰买羊皮的事，那是王勇峰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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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登山很好玩儿，不像想像的那么难

       登阿尼玛卿的时候登山装备很简陋，穿老式的靴子，也没有下降器，还要自己打抓结。老师学生也都没有经验。在离顶峰很近的时候，关于是否登顶，上下有了分歧，一是新手多又没见过这么大的山，二是当时的情况太复杂了。最后决定由一位老师带着一个同学登顶，其他人不上了。离顶峰就差一个山包了，甚至能听到他们在山顶说话的声音。

      第一次登山就这么结束了。

      我的高度是6050 米，顶峰是6090 米。这第一次让我感觉很好，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登更高的山峰。出发前还觉得是去登那么大的一座山，可回来一想，才6000 多米，离8848米还差2000 多米呢，什么时候才能登更高的山呢？

      那时候每天在山里吃萝卜炖午餐肉，到现在也不能闻午餐肉的味道，也不能提罐头，彻底吃伤了。但在当时，那可是最香的东西。下山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把剩下的食品带走，我就挑了两个罐头回家。回家后，我姐夫握着两个罐头说，这是致新用命换回来的。我一直不敢跟他们说山里的事情，看起来，他们也都知道。在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梦里哭醒了，我梦见因为登山我爸我妈不要我了。慢慢长大以后，我发现，登山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1988 年，登完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在回来的飞机上，正记着日记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妈妈。我妈妈有心脏病，非常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受惊吓和刺激，可他的儿子却让她始终生活在心惊胆战之中。想着想着，泪水就淌了下来，那是十几年来最伤心的一次。在后来，母亲去世以后，这种歉疚的心情一天强似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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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海登山，最大的好处是总能看到草，看到绿色。当地老乡教我们怎样辨认虫草。更好玩儿的事是抓鸟。一到晚上天快黑的时候，鸟儿就成群地钻到一个洞里，我一口气能抓十几只，关到装罐头的箱子里想把它们养大，可也不知道它们是吃虫还是吃米，喂了好多米之后它们便都死了。

      那时候也感到枯燥、孤独，但有一种体会：熬。熬到出山之日，熬到下了山能吃蔬菜，能吃好东西的时候，那种期待的心清是挺好的。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和山结一辈子的缘，但当时想，第二次我还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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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次遭遇雪崩

     很快，学校组织和日本队一起登阿尼玛卿二峰，但已经有一些同学不来了，我觉得很奇怪。也有一些同学劝我，看过了，知道怎么一回事就行了。可我还是来了。你真的说不清山的魅力在哪里， 所以， 当有人问马洛里为什么要登山时，他说：“因为山在那里。”这句话在登山者中广为传诵，因为它最准确地传达了山对于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

     这一次，条件相对好一些了，国家登山队还派人做教练指导。

     因为有了第一次经验，烧水、做饭、运输，在我都习惯了。这一次王勇峰表现得也很出色，运输的时候能多装就多装，当然，体力消耗非常大。他和我都被选上了登顶队员。

      这次登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登山运动员，曾曙生、陈建军，尤其是老曾，不仅登山技术好，还会摄影、摄像，还做过《第三女神》的编导，非常全面，再加上以前登山经历的介绍，以前崇敬的登山运动员形象活生生在眼前了。他那么大年纪了，既要给我们拍照，还要在前面开路。什么叫开路先锋呀，登山中最能体现了，开路的人体力消耗大，危险性也更大。最危险的时候，老曾总在最前面。我那时候能给他们背点东西心里都美滋滋的。所以，现在我们总是开玩笑说，当时是被老曾骗进登山队的。的确，当时，这些人身上的人格魅力，是我们走进登山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登山者的精神和气质，那种气质影响着我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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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们的营地应该建在5700 米的地方，但由于新队员多，为了突击方便，就建在了5800 米。我们正在5800 米的地方休息，刚下完大雪，日本人走到前面去了，我们修了很久的路。

      路线越来越难，老曾把我们调到了最后。我、小熊、老包还有王勇峰。突然，只听见“咔嚓’一声，还什么都没看见呢，就听老曾大喊：“雪崩，保护住！”这时候，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接着，第二浪又到了，当时怎么扔的背包已经记不得了，我们一直跑，跑到一个大裂缝面前，雪停在了身后。这时候如果雪再来，我们也无处可逃了。回头一看，老曾他们不见了。

       我们喊着：“曾老师！曾老师！”往回跑。一边喊曾老师一边四处乱扒。我们学校的两个老师埋得浅，拱了出来。可我们还扒不着老曾他们，时间就是生命，那时候很明白这个道理。

      突然，一个念头问了出来，他们4 个人是拴在一块儿的。进山前，老教练讲过，发生雪崩时，要顺着结组的绳索去找。我顺着绳子用力拉，喊：快拽，抬不动了，就说明有人了。果然，扒到了背包，我们4 个小伙子喊着“一、二、三——”把陈建军翻了过来。他当时头朝下。他嘴里喊着：“完了完了，肯定冻伤了。”他脸已经冻紫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拉过他的手就往自己怀里揣。之后又顺着绳子往前拽。拽了两下，绳子拽不动了。这时候，不远处突然拱出一个帽子。原来老曾听见声音了，他的自我保护非常好，雪崩的时候，他把手挡在了脸前，这样有了一个空间。当时雪崩来的时候，他回头看陈建军，雪盖下来，又有向下推的力，绳子缠在了他的身上，所以身体不能动了，但手能动，就把帽子扔了出来。一看到帽子飘了出来，我们冲过去继续扒，扒出来一点儿后，刚要拽，他说：“先别拽！”他当时非常冷静，说绳子在他腰上缠着。我身上有一个水果刀，一听他这么说，就拿出来“哧，哧，哧’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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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老曾说的一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他身体还在雪里，问：“其他人怎么样？”我们说就差你了。他又问：“日本人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哪顾得上日本人，扒出老曾，抬头一看，日本人出来两个，还有一个女的没出来。

      我们用了不到10 分钟把4 个人救了出来。1989 年在南迹巴瓦，日本队员大西宏在雪里埋了8 分钟就死了。

      老曾出来喘了口气，喊：“冲，救日本人！”这时候我们又有了精神，连滚带爬往日本人那里跑，雪太深了。跑到那儿的时候，我的手套都没有了。日本人被扒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昏迷了，老曾说快放进睡袋里。急救的方法之一是把人放进睡袋里恢复体温。之后，下降高度，转移到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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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日本女队员驮到5700 米的地方时，我开始流鼻涕，出现感冒症状，扒雪的时候，手套掉了，自己也没注意到，大概是那个时候着凉了。那天一夜也没有睡好。

      第二天，老曾说你不能往上走了。在山里，最可怕的事情是感冒，因此，进山的时候，大家一般不洗澡，条件不够是一个原因，防止感冒是最重要的原因。感冒会带来肺气肿、脑水肿，很快死亡。在登山事故中，因脑水肿而死亡的现象并不少见。

       我当时很矛盾，自己感觉这感冒不算什么，另外，自己状态一直不错，这么放弃太可惜了。正在犹豫的时候，老曾说，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你可以下撤了，现在就护送队员下撤。有一个队员因为被雪崩惊吓，不能上山了。登山有个规矩，不能把一个人留在路上，留在营地，必须有人陪着，让一个人留下，是登山的大忌。

      当时的心清别提多矛盾了，想上，又怕得脑水肿；撤，又不甘心。我保护那个队员下撤时真是一步一回头。心里太难受了，毕竟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后来听说老曾又到5800 米雪崩埋他的地方看了看。他在那里找到了我的那把国产水果刀，到今天还收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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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听登顶的队员讲，快接近顶峰的时候，又听见“咋嚓’一声，脚下一动，附近又发生雪崩。因为这次的目的是带学生，不是登顶，全队就撤到了5700 米。日本人没有下来，坚持登了顶。看着日本人那个高兴的样子，队员们心里特别难受。小熊坚持要登顶。你想，修路日本人不行，运输日本人也不行，到登顶的时候我们不行了，这口气哪咽得下去？结果，老曾、陈建军带着4 个学生登了顶。登山往往就是这样，需要一口气，没有这口气，再强的实力也会功亏一篑。

      这次登山使我们对登山有了更深的认识。老登山队员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登山运动员。同时，和登山家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登山的真正乐趣。老曾带着我取冰样，教我拍片子、摄像。那是一次幸福的登山，那种感受终身难忘。

      记得建一号营地的时候，很艰苦。老曾是最后一个到的营地，他当时已经46 岁了，不仅修路，还要给我们拍片子，他的精神已经折服了我们。那天一到营地，他就训陈建军：“为什么不下去接我？”最后那段路很危险，绕来绕去的，有很多冰裂缝。”他这一训，我们知道了登山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登山中，帮助人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伸出手去帮助别人是一个登山运动员最基本的素质，尽管有时这一伸手就是生命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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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时陈建军也没闲着，正忙着建营呢。一听老曾训陈建军，我们赶紧烧水做饭。

       第一杯咖啡喝起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感觉到什么是“味道好极了”，真正找到了这种感觉。正像老曾讲的，越是艰苦的时候，别人给你一杯水的时候，那种感觉越是难忘。这在后来，1988 年登珠穆朗玛峰时我有了切身的体会。

      这一次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登山之后回家的感觉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一次要去北京庆功。北京，我去过，是在北京站过了一夜。这次，不仅去北京，还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 周年大庆。回家的感觉太好了。也是在这一次，我还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长：生火，做饭。我对自己自信心大增，我发现我和山挺默契，高山适应很快，干起扎营、做饭这些事一点儿不烦，还挺有乐趣。在山里，我还露了一手：拔丝地瓜，从前只见过，在山里是初试身手。当然，程序是对了，但丝没有出来。大家拿我开心：这哪是拔丝呀，大连水果糖嘛。这成了登山队的一个典故。

liyn_凌云

还有吧？继续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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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n_凌云 发表于 2012-11-2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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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大人，给个精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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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登山中，什么比登顶要重要

       1984 年，我和王勇峰第一次以国家队的身份到了纳木纳尼。我是以登山的实力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素质和修养、觉悟到的纳木纳尼。

       中日联合攀登阿尼玛卿之后，国家队要在我们这些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员。我和王勇峰都被选上了。在这次登山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为什么能选上他呢？因为他的修养好，这是登山中最难能可贵的。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们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 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对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京呀。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领队老师病了，另一个老师急坏了，谁领我们去北京呢？这个时候，王勇峰说他留下来。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也不惋惜，说，以后机会多着呢。于是，就在我们在北京沉醉在鲜花与掌声之中的时候，他在医院给老师端屎端尿一个月。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所有的老师竭力推荐王勇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登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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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底，我们投人了纳木纳尼训练。这时候，我和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了。当时他在做毕业论文，我每天给他打饭，到我做论文时，他也是如此。

       纳木纳尼是我们登山最严峻的一次入门课。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登山队的领导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为日本队员牺牲的精神。我们当时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在纳木纳尼，王勇峰负责运输。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再到二号营地，为突击队员做准备。登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走一步跪一步，王勇峰是把路跪出来的。但他不是登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回到二号营地待命。

       从二号营地到突击营地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走。

       登顶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我当时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儿问题了。我们当时很兴奋，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命令我护送日本队员下撤。我一下蒙了，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从喀什坐了10 天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拉着稀硬是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 米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却让我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心里骂日本人连累了我，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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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得高山病的日本队员捆在睡袋里往山下救。这时候，突击队员往上走，我们开始捆日本队员。人还没捆好呢，已经看见队员在顶峰展旗子了。

       救人我已经有经验了。睡袋外面罩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捆好了，我们4 个人一起往下送，前两个人拽，后两个人拉着。往山下拖实际上是自然给氧。

       路上，碰上了小加布和次仁多吉往上送氧气。还碰上了王勇峰，王勇峰最终也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他是被老队员赶下山的，老队员怕他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但还是和登顶无缘。回到大本营后，他哭得昏天黑地。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大本营命令王勇峰和我们一起把日本队员护送到一号营地，并让我们原地休息。天快黑了的时候，登顶队员也撤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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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下午，我们护送得病的日本队员撤回到大本营。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道理：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队员抱着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当时大本营对我们的评价是：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高山救援永远是登山的一个精神主题。

      任何一个登山者都会遇到一个命题：援助他人。像我们在阿尼玛卿，在纳木纳尼遇到的一样，几乎每一次登山都会碰到。每一次，都是对人的考验。这同样是登山精神。从我国80 年代开放山峰开始，与外国队伍的合作越来越多，这种精神的体现是不分国界的。

      在外国登山队的登山活动中，中方协作人员往往和他们同甘共苦，共同攀登，并负担了工作量很大的后勤运输任务。辛勤的汗水和真诚，换来的是珍贵的友谊。1980 年协助日本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后，副队长宫下秀村、队员加藤保罗和电视台记者中村进等曾再三表示：中国登协人员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如果没有中方的协作，登顶是不可能的。东北脊队中方人员在完成任务后撤离三号营地时，情景十分动人。双方人员冲破了语言不通的障碍，共抒友情，热烈拥抱，队员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日本电视台记者把这一感人的场面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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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外国登山队遭遇险情或出现意外事故造成伤亡时，由于我们各方面总是尽力抢救，并提供各种方便，所以使当事人感到满意或者感激不尽。美国高山旅游公司贡嘎山登山队在来华活动中曾发生伤亡事故，我方给予的大力协助抢救，使他们深为感动。该公司经理刘利邦说：“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是个企业家，我来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增进了解，我绝不做有损美中两国关系的事情。”

       1982 年日本登山队攀登乔戈里峰时，队医坂野俊孝不幸遇难，我国立即派一名副联络官带两名驮工，由5000 米附近把遗体运回大本营。我方联络官还带病率领中方人员为坂野掘土造墓，使日方深受感动。队长新贝勋特地提着酒和食品到中方帐篷致谢，他流着眼泪说：“我遇到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过去参加过童子军，对中国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使我感动。中国人民的胸怀好像大地，好像母亲胸怀那样宽广。你们不记仇，对我们这样友好，回日本后，我一定把你们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向我们的家属和朋友宣传，日中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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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抢救日本市川市山岳会贡嘎山登山探险队队员松田弘也一事，更是震动了整个日本朝野，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在攀登贡嘎山时失踪的松田弘也，被当地的四名彝族队员在2940 米处发现。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53天的奋力抢救，终于将奄奄一息的松田弘也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在日本，松田成了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新闻人物。从松田“死”而复生这一奇迹中，日本人民深深感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日本市川市山岳会会长高岛一芳讲道：“我从事几十年的登山工作，登山遇难是常事。但像中国人民采取这样的抢救措施和方法是很少见的。这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人民。”松田弘也的哥哥松田弘昭则说：“我没想到我弟弟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得到的照顾甚至比在家里还温暖。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人们的表情、眼神，就可以看出大家在想什么、干什么。”松田弘也更是亲身体验到了中国人民无微不至、不惜代价地抢救他生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他说：“我外表上虽是日本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民的血，我将来一定要为日中友好贡献力量。我回国后，要装上假肢，好好锻炼，将来结了婚带着妻子一同到中国来，还要到磨西去感谢抢救过我的中国人民。”就此事，日本刺川市派出了由副市长浦田信治率领的感谢团。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日本议会还就此事代表全体国民向我方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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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对生活对生命的认识，在纳木纳尼改变了


       从纳木纳尼回到乌鲁木齐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纳木纳尼是世界第二高的处女峰，又处在本身海拔就在4500 米的阿里地区，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了。从最高的地方到最低的地方，有重回人间的感觉，从荒漠的高原到绿茵茵的世界，这种反差印象太深了，当时真有拥抱一棵大树、亲吻一棵小草的冲动。

      圣山下面有一条河，里面的鱼多得扔块石头就能砸到一条。湖水湛蓝，天多蓝，水多蓝。偶尔会有小兔子从树墩里跑出来。如果你把脑袋贴在地皮上望出去，毛茸茸的一层绿色。

      生活中一切平淡的东西在这个时候都会让人难忘。因为有了这种体验，生活中很多平时看起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种体验之下不过只是一种经历而已。比如，大雪之夜，你的车子坏在路上了，那种窘迫可能是一个人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事，可在我看来，还能看见来来往往的人。这算什么？在戈壁上行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一会儿掉进沟里，一会儿卷进风里，流沙像烟一样罩过来，这些体验都是平时的生活中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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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我们成了在北京混的无业游民


       1984 年一1985 年我们俩一起参加了阿尼玛卿三峰（海拔6127 米）、二峰（海拔6254米）和纳木纳尼峰的攀登活动。一晃与山打了两年交道，已面临毕业分配。我们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山。由于当时国家登山队招收正式队员有困难，我们便要求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部，以离国家登山队近些。可是没想到，由于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1985年底我们到北京后，北京方面说暂时不能接收。我们俩一下傻了眼，这样就变成“无业游民”了。我们揣着自己的户口本在北京晃，而且还想过糊口的出路，我准备去新疆贩羊皮，我喜欢那个地方，王勇峰想留在北京卖大碗茶。

       正在万分沮丧的时候，日本登山爱好者又“拉”了我们一把。1986 年，日本神户大学登山队打算独立攀登中国西藏海拔7538 米的库拉岗日峰，请中国登山协会联系高山协作人员。我和王勇峰听说后，便自告奋勇去当背夫，因为这样总算能与山亲近了。我俩还带去3名新队员，任务是把1200 公斤的物资从海拔4900 米的大本营运到5800 米高度，其中有的物资还要运到6200 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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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如果当时我们出了事，都不知道哪个单位来收尸，因为那时我们不属于任何单位。

       赖在北京不走，终于达到了目的，同年我们被中国登山队正式招收。1988 年，我们俩一起参加了震惊世界的中日尼三国联合双跨珠穆朗玛峰活动，我是4 名登顶的中国队员中惟一的汉族员，王勇峰作为南侧队员也上到8100 米的高度。从此，我们的登山活动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