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九死一生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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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个小店住下。晚上，小店里来了许多人唱歌跳舞，这时我们才回过味儿来，再过几小时就是新年了。远在异乡，为了淡化一点思乡之苦，尽管事先定下了厉行节约的原则，我们还是要了4 罐价格很贵的啤酒。显然黄皮肤的亚洲人在这里就是少见的“老外”了，旅馆主人对我们这些来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的人似乎明显抱有好感，在迎接新年的夜晚，他热情地赠送了一瓶香槟和一盘煎饺子。

       1995 年元旦，我们在小镇雇了两头驮运登山装备的骡子离开小镇，向阿空加瓜进发。2日下午抵达4250 米的大本营。

        大本营平坦宽阔，100 多顶鲜艳的帐篷花团锦簇般地早已立起，将近20 多支登山队数百人已先期到达。南美这座著名的最高峰早已成为阿根廷的一大旅游圣地，而且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赚取外汇的来源。最令我们惊奇的是，这里为各国登山者提供服务的主力军竟是阿根廷军方，他们可提供直到直升机救援在内的服务，价格当然非常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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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本营，我们再次成了“珍稀动物”。

     “ 你们从中国来？”许多不同国度的登山者面露惊奇之色。

       1897 年，当瑞士一名登山家历经数月成为第一个站在阿空加瓜峰顶的人之后，迄今为止，已不知有多少人登过顶峰。据说，每年到这里的世界各国登山者有近千人之多。然而，据当地人讲，黄皮肤的中国人到达这里还仅限于10 多年前台湾的一支登山队。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来阿空加瓜登山本身就是新闻。他们的疑问又使我想起了这次漫长的经费筹集过程，而且还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角色意识——我们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着12 亿人口的中国。

      “中国远征队阿空加瓜峰登山队”成了热点，很多人都来打听我们这支队伍的情况。当他们知道我和李致新曾经登上过珠穆朗玛峰、麦金利峰、文森峰时，更是惊奇万分。

        有一个老兄说，他不知道中国登山者竟这么有实力，既然如此，阿空加瓜应该不在话下。到达大本营物色搭帐篷地点时，我们这支队伍的领队、北辰体育文化公司的总经理白建强不知为什么放弃了李致新示意的搭帐篷的地点。按一般情况看，这是个不错的地方。但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角落搭起帐篷。原来那块地方被一支稍晚一点到的日本队占用了。

      3 日早晨，一个绝对属于“天意”的情况出现了。在大本营上方约1000 多米高的地方，一块巨大的石头惊心动魄地朝着大本营方向滚下来。巨石在下坠的过程中不断的猛烈的碰撞中崩解和发出巨大的响声，营地中的人全都被惊动跑出帐篷。眼见着，崩解的碎石呼呼地向大本营方向跳跃而来，9 顶帐篷被击中。白建强国自作主张选择别处而幸免，那个“后来居上”的日本登山者的帐篷却被砸毁了。

         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白建强运气竟如此之好，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上帝与我同在”的话来。的确，这次登山活动，我们的运气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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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我们开始向上行动，当天即赶到5400 米的二号营地，然后又返回4900 米的一号营地。我们回到一号营地时，兰迪和达戈知道我和李致新只用了3 个半小时就从大本营上到二号营地时，惊讶无比，因为到大本营后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般这段行军路程需要八九个小时。

   “现在我们才算知道什么是职业登山，今后你们俩怎么做，我们就学着怎么做。”兰迪、达戈打心眼儿里服了。

      此次登山，白建强更是无条件地信任我们的实力。然而，这些信任对于我和李致新也是一种压力。这是国内企业首次出资赞助登山，是中国登山运动与企业联姻的关键的第一步。我们这次很运气，遇到了北辰体育文化公司这个合作者，白建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坚信南美之行一定能成功，并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此行奔波。但也正因如此，这次登山对于我和李致新来说，多了一份以往所没有的压力。我们不仅要登顶成功，还要考虑从宣传的角度，尽可能多地把攀登过程拍摄下来。毕竟已有10 年的登山经历了，这10 年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所攀登的山峰。我与李致新决定，5 日和6 日在大本营休整两天后，7 日进人海拔5850 米的突击营地。

       突击营地到顶峰这段高差达1100 米，山顶的风力一般在8 到10 级。从了解到的情况中我们得知，过去一般登山者从突击营地到顶峰需要10 小时左右。最困难和危险的地段，是接近顶峰时有400 米风化极为严重的碎石滑坡。在这段碎石滑坡上行走常常是进两步滑退一步，体力消耗极大。许多登山队都是因为在此地段耗尽体力而放弃了努力。曾有一位美国登山家在登顶后无力返回而死在顶峰，这几乎可以说是活活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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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两位加拿大朋友和随行记者刘文彪都有十分强烈的登顶愿望，他们希望在整个登山计划中考虑他们的愿望。两位加拿大朋友曾经攀登过一些4000 米一500O 米的山峰。整个登山队分为两个攀登组：A 组是我和李致新，B 组是兰迪、达戈加刘文彪，他们先于A 组向上运动。白建强留守大本营。

       6 日，B 组进驻一号营地。夜晚，阿空加瓜峰顶出现了一块一动不动的蘑菇云。一种不妙的感觉涌上我们心头。我和李致新清楚地记得，1992 年在麦金利时也曾见过这种云，它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我立即把情况报给白建强，他听后非常焦急，四处询问天气的情况，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

       其他国家的登山者也开始议论纷纷，但都拿不准这块蘑菇云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个德国人跑来问我们，我们告诉他这是天气转坏的预兆；他也告诉我们，他的智利向导认为两三天内将会有一场特大暴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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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情沉重起来，如果真如那位智利向导所说，登顶计划就吹了。因为根据这里有经验的人讲，阿空加瓜地区这场特大暴风雪至少要使整个登顶计划延误10 天甚至半个月。如此，我们的食品、燃料都不够。

       7 日下午4 时，狂风仍在刮个不停。左思右想后，我与李致新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实施登顶计划，抢在暴风雪到达之前登上阿空加瓜峰。4 时40 分，我们两人顶着狂风开始向二号营地攀登，同时也通知先期到达一号营地的B 组向二号营地攀登，两个组在二号营地会合。

       晚 8 时30 分，我们到达二号营地。顶着强劲的高空风支起帐篷，钻进帐篷倒头就睡。由于海拔高度上升，大家都有些头疼，再加上疲劳和狂风肆虐，当天晚上休息得并不好。8 日下午3 时，我与李致新到达突击营地。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为纪念攀登阿峰遇难的德国登山家而修建的几个小木屋，小木屋已被狂风吹得破烂不堪、在突击营地，当天已有一名德国登山老者孤身一人在那裹扎营。

      9 日清晨，只喝了几口开水后，7 时我与李致新准时开始进行突击行动。真是运气，这天万里无云。100 分钟后，我们上到6500 米高度，连我们自己也觉得神速。但接着是一个平均坡度40 度的岩石碎屑坡，最艰难的路段出现了。走两步滑落一步的情形，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行动节奏，没想到这最后400 米高度竟用了3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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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近400 米，槽中全是松散的碎石，像沙地一般，上两步就会下滑一步，体力消耗极大。加上这里海拔已超过6000 米，我们对缺氧的反应很大，全身疲软，头痛眼花。每上升两米，就不得不趴下大口喘息一阵，而在这过程中，又滑下去一米！我感到右脚的截指部分阵阵疼痛。毕竟才出院3 个月。

      山上狂风怒号，呼出的热气瞬间便在羽绒帽贴着前额和两颊的边沿上冻结成冰碴。只有咬紧牙关向上攀登。终于走出碎石槽，来到6850 米的西北山脊。前面山脊的宽度不足1 米，风大人站不稳。无法在山脊上行走，否则就会被狂风吹下悬崖。我们选择了在山脊两米左右的地方，顺着山脊前行。这时候，因体力消耗已近极限，加上缺氧反应，感到头昏沉沉的，精力已难以集中，只是机械地一步步向前迈腿。

       翻越过一块巨石后，突然看到了竖立在顶峰上的标志——一个铅质十字架。现在我们距离顶峰只有10 米了，一股狂喜的热流涌遍全身，涤荡了所有的疲惫。我展开藏在怀中的五星红旗，大步流星向顶峰走入李致新拿出带上来的摄像机，摄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这时正是12 时零5 分。我们俩仅用了5 个小时就登上了顶峰，而国外登山家登顶一般需要10 多个小时，而且这几天与我们同在大本营的十几支外国登山队无一登顶。

      站在峰顶上我真是感慨万千，从瑞士人第一个踏上此峰到今天几乎整整100 年了，我们终于来了。

下撤不到一小时，眼见狂风裹着乌云向山顶压来，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但遗
憾的是B 组3 人已经不可能登顶，天气眼见变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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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10 日晚，一场特大暴风雪终于袭来。

      11 日清晨，积雪竟达1 米以上，原来裸露的几乎全是风化的岩石山路已被埋没得无影无踪。我们用步话机向仍在突击营地待机的B 组发出强行下撤的命令。此时驻扎在二号营地的十几名阿根廷救援军人已把所有在二号营地的登山者集合起来，掩护他们集体下撤。

       B 组3 人在下撤中迷路，差点儿走向深渊，幸亏李致新在能见度变好的瞬间发现了险情，一阵声嘶力竭的大喊，终于把他们引到正确方向上来。我们终于安全返回了大本营。见到我们，白建强本来准备好了的、在心里反复默念了好多遍的演说词顿时忘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只有无言的激动。对中国登山运动员来说，到海外登山并不容易，但我们毕竟来了，而且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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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乞力马扎罗：危险的浪漫之旅

      面包车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在一碧千里、平坦宽广的非洲大草原上以120 公里时速飞驰6 个小时后，1997 年12 月31 日傍晚时分，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 米的乞力马扎罗峰终于出现在视野里：庞大的山体拔地而起，在辽阔的平原上更显得雄浑宏厚，给人一种强大的震撼力，无怪乎非洲人敬畏地称之为“上帝的殿堂”。以大约5000 米雪线为界，整个山体分为两部分，下面一片浓绿，上面则覆盖着皑皑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戴了一顶银白的帽子，看起来美丽迷人，赏心说目。

        乞力马扎罗峰是中国登山队攀登七大洲最高峰计划中的第六座，海拔不高，据说难度也不大。如今看来，这确实是一次轻松的浪漫之旅。除我和李致新是专业登山队员外，其余三位都是记者。张伟、潘燕生是中央电视台的，惟一的女性王淑锋是《北京青年报》的。我们把为期5 天的登山计划抛到一旁，开始商量拍摄计划。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浪漫”之旅途中竟布满了致命危险。

       在我十几年的登山经历中，登山始终是与冰雪联系在一起的，我也习惯了与冰雪打交道，但乞力马扎罗峰迎接我们的偏偏是暴雨……

      按照坦桑尼亚政府的规定，攀登乞力马扎罗峰必须要有通行证，还要雇用官方登记在册的向导。我们只好委托下榻的马兰谷饭店帮忙办理进山手续。马兰谷饭店以接待登山者闻名。饭店老板西蒙斯告诉我们，登山路线共有6 条，传统路线最近，乘车20 分钟就到，但早在两周前就已订满。他建议走一条新路线——罗盖伊线。这意味着要乘6 个小时的车穿越森林和开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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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2 日早晨9 时30 分，我们出发了。队伍除原来的6 个人外，还增添了3 名向导、3个挑夫。总向导叫杰里夫，35 岁，有5 年的向导经验，看上去精干、灵活。沿途景色真美，几十米高的热带丛林里生长着各种形态的植物，不时还能看到猴子出没。只有路上一堆一堆的粪便，才使人意识到丛林中隐藏的危险。杰里夫告诉我们，这是犀牛的粪便，这里的犀牛个头儿足有大象那么大，经常袭击过往行人。

       下午3 时到达大本营后，我们继续穿越森林向一号营地进发。1 个小时后，碧蓝的天空突然变阴，紧跟着雨点儿劈里啪啦掉下来，转眼就织成一幅密密的雨帘。雨中登雪山我是第一次，既新奇又兴奋。其他人也一样。可是很快大家就狼狈不堪、连声叫苦了。原来，我们身上穿的瑞士生产的防雨衣竟然无效，仅过了1 个小时，我们便从里到外淋了个湿透！最累的是我和李致新，要轮流背中央电视台12 公斤重的摄像机，再加上随身用品和水，足有20 公斤。虽然又累又冷，我们却不敢放慢脚步，因为杰里夫早已警告过，天黑之前必须赶到一号营地，否则易遭野兽袭击。两小时后，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一于人马到达一号营地。晚饭时，望着帐篷外丝毫不见减弱的大雨，我们都开始犯愁：明天还下雨的话，就没有可换的干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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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依然是大雨，比头天的还大，又密又急，形成一条条白色的雨线。山上的雨水夹杂着融化的雪水流淌下来，汇成溪流。一开始大家还挑路走，等到溪流越来越大，半尺深的水哗哗地淌下来时，索性趟水走了。衣服早已淋透，寒气刺骨，我开始打哆嗦。肩上的摄像机压得肩膀生疼，但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就更冷得彻骨。搬运工们也加快了脚步，紧随其后的我被打乱了步伐的节奏。这在登山中是比较忌讳的事，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体力，但也只能由它去了。

       终于到了二号营地，这时我们已在滂论大雨中走了近5 个小时，加上昨天1 个小时，就是近 6 个小时！

       二号营地没有雨，还能看到云层中时隐时现的乞力马扎罗山。忽然一阵头痛、恶心袭来，我明白这是过度疲劳造成的高山反应，登其他山也有过，但没有这么剧烈。我的脸色肯定很难看，张伟他们有点慌，同时也纳闷为什么他们这些普通人还没怎么样，我这个老登山队员倒先“翻了船”。只有李致新依然平静。他和我是老搭档，多年的合作使我们仅从呼吸、步频就能知道对方的状况。他安慰记者：“这点困难难不倒他，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祸不单行。下午6 时，杰里夫发现捡木柴的搬运工丢了一个。他分析只能有三种情况：被大野兽吃掉、摔伤不能动或迷路失踪。而登山过程中的失踪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死亡。我们的心头笼罩上一层阴云。

       快 8 时了，头疼越来越厉害，我终于忍不住躺下想睡一觉，恢复一下体力。帐篷外，杰里夫和李致新他们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制高点，点燃了一堆大火，希望那个可怜的家伙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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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是这么黑，只有杰里夫的手电一高一低地晃动。困倦一次次悄无声息地袭来，好几次我要陷入它宽厚的怀抱里了。睡觉是多么的甜美啊，哪怕是只有眯一下眼的工夫！下一个目标是建在4750 米处高山沙漠上的突击营地。攀登乞力马扎罗峰的所有路线，最后都会合在同一个突击营地——基博木棚。

       那里有3 栋石头和水泥建成的房子，可容纳60 名登山者。另有两排类似中国北方平房的建筑，一排是厨房，一排供管理人员居住。

       途中我们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很眼熟，原来就是那个丢失的挑夫，他迷路后找了一个岩洞待了一夜。大伙儿这才放下心来。最高兴的是杰里夫，他的工作保住了。在乞力马扎罗地区，登山向导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做一次向导，工资加小费能挣100 美金。成为一名向导要参加政府部门的考试，合格后做两年助理向导，没有大的过失才能升为向导。营地到处都是白人和他们的挑夫，人来人往很热闹，给人的感觉像到了集市。要不是那块标着基博木棚海拔4750 米的醒目木牌，真不敢相信这是登山突击营地。

       王淑锋开始出现高山反应，头疼、恶心，请来的挪威大夫说她不能再往上走了，建议她立刻下撤。护送任务交给了张伟和潘燕生。我和李致新留下来完成最后的登顶和拍摄。登顶乞力马扎罗在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夜里12 时起床，1 时出发，6 时到达5681米的吉尔曼峰顶看日出，有能力的人再用两个小时登达顶峰乌呼鲁。考虑到我们的实力，致新向杰里夫提出晚走1 个小时，凌晨2 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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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7 时开始睡觉，9 时30 分我就醒了，致新也睡不着，我们开始讨论明天如何拍摄峰顶镜头。致新设计的方案，是双手捧雪说几句话；我则让他朗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开头的一段，临行前我们特意复印了那本书。

      没有想到，乞力马扎罗已经悄悄另外设计了一场毫无诗意和浪漫色彩的登顶。

      凌晨2 时我们离开营地，除杰里夫外，又增加了一名向导。黑暗中，谁都不说话，只跟着杰里夫那摇荡的灯光闪头往前走。40 分钟后，我们赶上第一支队伍。两个小时过去了，许多队伍都被我们甩在了身后。然而，我们沮丧地发现上升高度只有400 米。一会儿我和致新就都困了。黑夜里登山对我和他都是第一次，以往天黑后至多走几个小时就休息，因此，没有对付这类情况的经验，只好俩人互相提醒，以免摔倒或滚下山坡。

      困倦不断加深，脑子里迷迷糊糊，走路已是下意识的机械行为。我取出在帐篷里沏的一小壶浓咖啡，里面放了4 袋雀巢二合一。这水本来是救急用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此时管不了那么多，我和致新一人一半，全喝光了。

      睡眠实在是太少了，加上连日困顿劳苦，这壶咖啡只让我们清醒了一会儿。不久，更深更浓的睡意包围了我们。暗夜无边，脚下的路也仿佛没有尽头，我们好像陷入了童话中的噩梦。

       懵懂中，到达了5681 米的吉尔曼峰。我已坚持不住，倒头便睡。然而，山顶上冷风飓赠，穿着鸭绒服也不管用，根本不可能睡觉，只好坐起来休息。此时才知道睡眠是多么的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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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登上了峰顶，却只待了15 分钟，之后的整整1 个小时里，在漫天的暴风雪中，我们焦急地寻找来时的路……

       天蒙蒙亮起来，云层很低，能见度也不好，风开始加大，很多队伍开始往回撤。杰里夫也担心暴风雪中要登顶，他回答说这就是峰顶。当我从一个英国人那儿得知这不是峰顶时，我被激怒了，大声说：“你回去吧，我们自己登顶！”就和致新头也不回地向更高的方向走去。两个向导无可奈何地跟上来，杰里夫嘟囔着：“到达这里就可以领到登顶证书了。”他们不知道，我们肩负着国家的荣誉，这岂是一张掺水的证书所能承担得了的！

      7 时，杰里夫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开始是风，从四面八方压来，愈吹愈猛烈，在空中发出嘶嘶的声音。后来雪粒也多起来，风裹挟着雪粒，戳扎着脸，抽打着身体。我们遇上了登山最可怕的天气——暴风雪！

       情况虽然万分危急，却丝毫也没有动摇我们登顶的信心。埋着头，我们一步步艰难地向上走。7 时40 分，终于胜利登顶。顶峰是一个100 多平方米的平台，上面有一个铁箱和一面已被风刮倒的坦桑尼亚国旗。在天晴时，从这里应该可以看到下面的火山口和远处辽阔的平原，而这时的能见度只有三四米。

      致新从背包里抽出雪棒，开始绑国旗。由于戴着厚厚的手套，他绑了几次都绑不上。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我扛着摄像机，心里暗暗着急。致新也急了，冒着被冻伤的危险，竟然把右手手套摘了下来！五星红旗终于在暴风雪中展开了。我们开始互相拍照，只拍了两张，他的“尼康”、我的“奥林巴斯”相机就都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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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旁焦急难耐的向导此时已经有些歇斯底里，嚷嚷道：“我们回不去了，要死在这里了！”

      我们也感到不妙，决定立刻下山。然而，仅仅15 分钟，四周已被雪完全覆盖，茫茫一片，看不出任何区别。我们迷路了！

        两个向导开始大声地诅咒、骂娘，声音里透露出绝望和恐惧。这时，暴风雪更猛烈了，走出几步路高山眼镜里就塞满了雪，什么也看不见，更别说找路了。杰里夫的同伴显然已丧失了理智，情急之下，摘下眼镜，雪盲了！

       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定信念，沉着冷静，恐惧只能加大出事的概率。依靠残存的直觉本能，一小时后，我们穿过暴风雪区找到了下山的路，此时大家都已精疲力竭。返回二号营地不久传来噩耗：一个德国人在峰顶附近遇难了。事后我们得知，乞力马扎罗峰3 年没有降雪，从8 月份开始降雪，山顶周围气候一直不稳定。

       1998 年1 月6 日，当我们返回大本营同张伟他们会师时，乞力马扎罗已经恢复了平静。在阳光、浮云和蓝天的映衬下，整座山依然美得令人心醉。真难以想象，我们在山顶离死亡竟只有一步之遥。

      再见，乞力马扎罗！尽管你在我们的浪漫之旅上布下了一个又一个意外和危险，你仍然是我攀登过的最美的山，希望不远的将来有更多的中国人来领略你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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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厄尔克鲁主峰告诉我，不能轻视它

     “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因为我几乎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登上这座高峰的。能让五星红旗在七大洲最高峰上飘扬，是我作为一个登山队员最大的幸福。我要为此而努力，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也要完成这一壮举。我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极顶上，看到李致新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这番话的时候，手拿摄像机的我禁不住心头一热……

       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是1988 年我和李致新定下的目标。1988 年冬我俩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在和各国登山家的交流中，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当我和致新成功登上南极洲最高峰，并创造了7 个小时零2 分最短时间登上文森一、二峰的世界记录后，年轻气盛的我们也决定加入到这一行列中。

      朋友们相信我们的实力，我们也相信自己的实力。但对中国人来讲，去海外登山，实力是放在第二位的，经费才是头等重要的。我们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到1995 年，七大洲的攀登只剩下欧洲、非洲、大洋洲的3 座最高峰。1997 年5 月初的一大，在中国登山协会举办的欢迎韩国登山队招待会上，李致新提议组织一个中韩联合攀登欧洲最高峰登山队，准备在6 月出发。

       任何一座雪山的攀登至少要半年的准备时间，而我和致新不得不打破常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来准备欧洲最高峰的攀登。凭着我俩多年的登山经验和同事们的帮助，6 月2 日我们登上了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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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飞机，我们乘着一辆破旧的大客车向和韩国人约定见面的宇宙饭店驶去。1 小时后，我们到达气势宏伟的饭店。

      4 日晚上10 时才和韩国人会合。韩国队共有13 人，登山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来过厄尔布鲁土峰，还有几个人会讲英文。见面后商定5 月12 日飞离莫斯科。5 日早饭的时候，方知整个计划要听旅行社安排，使我们大吃一惊。像无头苍蝇似的跟着别人的计划来登山，对我俩来说还是头一次。我们虽然觉得已背离了登山所包含的讲究计划、准备完整、考验体力、融合意志和智慧的内容，但已是无可奈何。飞机向南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后，下午3 时到达了名叫矿水城的小城市，那里有一辆能乘坐40 多人的大巴在等我们。这辆大巴，从内部结构和外形来看与北京的公共汽车没什么两样。途中的景色很美，森林、山溪、河流，组成一幅幅天然的画面。可我们没有心思欣赏，只是想着尽快抵达厄尔布鲁士峰脚下。

      天黑之前，我们到达目的地，住在一个四层楼的旅馆里。偌大的旅馆只住着我们这支登山队。晚饭的时候，我们从俄罗斯陪同人员那里了解了一些厄尔布鲁士峰的情况。厄尔布鲁士峰是高加索山脉主峰，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是一座双锥口的死火山，雪线3200 米，1829年首次有人登顶辅峰。由于受黑海和里海冷暖气流的影响，山上天气变化特快，给登山带来极大的不利。近几年，受俄罗斯国内巨变以及车臣战争的影响，没有人敢来这个昔日旅游胜地的厄尔布鲁士峰。我们这支登山队是近年来惟一具有规模的队伍。现在我们住的这家旅馆，是厄尔布鲁士峰周围几十家旅馆中惟一对外营业的一家。前苏联时期，每年这个季节至少有一两千人来这里旅游和登山，前苏联登山家的起步训练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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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开始适应性行军训练，并由一名俄罗斯高山向导负责我们的一切事宜。向导名叫阿里，40 多岁，在厄尔布鲁土峰已经做了20 多年登山向导，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尤其是对厄尔布鲁士峰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现在我才明白韩国队不着急的原因，原来他们把登山的宝押在这位向导身上。第一天行军的垂直距离只有200 米，距离约12 公里，时间用了6 个小时。

       湍急的河流、茂密的森林、绿色的山野、白皑皑的雪山，给人的感觉不是在登山，而是在旅游。致新不停地说：“这里的山太美了，怪不得欧洲人愿意登山，欧洲出这么多登山家。在这么美的环境里我天天都愿意登山，我要做欧洲式的登山家！”

      第二天和第三天行军的距离和高度比第一天增加了许多，也听不到致新嚷嚷着要做欧洲式登山家了。就看到他一个人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缺乏训练的后遗症在致新身上显现出来。我开始有点为他担心，但致新对自己却充满信心。3 天的行军除了使高山适应性得到加强外，另一个收获就是对韩国队员和厄尔布鲁士峰的情况增加了了解。韩国队员中有4 人一5 人登达过8000 米的高度，尤其是韩国队队长张炳虎曾登上世界第一、第二高峰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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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力上看，登顶似乎没有多大问题。可厄尔布鲁士峰变化无常的天气，需要登山者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而我们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按照计划，12 日我们将撤离厄峰。也就是说，12 日之前如果没有好天气，我们的攀登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以往的登山队在厄尔布鲁士峰停留时间在20 天左右，当他们遇到坏天气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城市旅游，直到好天气出现再继续攀登。阿里告诉我们，厄尔布鲁士峰的坏天气已经持续一星期了，天气能否在12 日之前变好，他心里也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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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火山之子厄尔布鲁士

       厄尔布鲁士峰，是大高加索山群峰中的“龙头老大”，简称“厄峰”，是博科沃伊山脉的最高峰。在小比例尺的地图上，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骑在”亚欧两大洲的洲界线上的“跨洲峰”。其实不然，它的地理坐标为北纬43 度21 分，东经42 度26 分，整个山峰，不言而喻地落在俄罗斯联邦的版图内——当前归属巴尔卡尔共和国，西侧则紧靠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东南隅。

      长期以来，西方人士往往把欧洲最高峰的桂冠，含含糊糊、不加解释地戴在阿尔卑斯山勃朗峰（海拔4810 米）的头上。到本世纪50 年代初（可能更早些），国际学术界达成共识，基本以高加索山系大高加索山脉的主脊，作为亚欧两洲陆上分界线南段的天然分界。自此以后，问题也迎刃而解：欧洲第一高峰当然非这条分界线北侧海拔5642 米的厄尔布鲁士峰莫属。

    “厄尔布鲁土”一名，一般都认为和波斯语有关，但歧见仍多。有的认为来自“aitibares ”一词，原义“高山”、“崇峰”。有人认为这座山的名字跟伊朗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的名字“孪生兄弟”般地相像，后者有“闪烁”和“烟烟发光”等义，前者也不外是这个意思，都是用来形容山巅永久积雪、在阳光照射下反射亮光的景象。

      有人向语言的“上游”追溯更远，从印欧语系的原始共同词根中寻访，提出了可能和alb（“高山”、“山岳”）这一词素有直接关系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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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厄尔布鲁士峰名称的来历、含义等问题，迄今依然未根本解决。高加索山系素有“民族之山”、“语言之山”的称谓和别名，比喻生息其间的民族和分布其中的语言极多。这众多的民族，众多的语言，也曾不约而同地给他们家门口这座神灵般的山岳，取过很多名字。命名的根据是多种多样的——地理位置、生活感受、观测结果，以及悠远的传说、丰富的想像……加阿布哈兹人称它为极乐山，切尔克斯人称它是把幸福带到人间的幸福山，卡尔巴达人管它叫白昼之山，巴尔卡尔人和卡拉哈伊人称之为千山等。

      纵观长逾1100 公里的大高加索山脉，高峰比比皆是，“出类拔萃”者也不少。如西段有栋巴伊一乌尔根山，海拔4046 米；中段有什哈拉山，海拔5058 米；德赫套山，海拔5203米；乌伊帕塔山，海拔4646 米和卡兹别克山，海拔5033 米；东段有特布洛斯一穆塔山，海拔4494 米和巴扎尔一杜济山，海拔4480 米等等。但厄尔布鲁士山，“个头儿”比它们谁都“蹿出一大截”——海拔高达5640 米。它毫无争议地成了高加索山系的“众山之王”，并一跃登上整个欧洲第一高峰的“宝座”。

       除了高度，厄尔布鲁土峰“形体”出众，即壮美中透着“威严”。这座山岳是地质史上火山长期连续喷发的产物。其锥状外形就清晰不过地表明它是“火山之子”。加之生来呈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的“双峰对峙”态势，海拔分别为5642 米（主峰，居西）和5595 米（辅峰，居东）。从野外实地远眺，映人人们眼帘的这位“双顶巨人”，巍巍而耸，凛凛而立，超然绝伦，凌逼霄汉，敦实中显现出一种难以描述的威严……一眼望去，也显得高耸入云，上接天际。在它高大的“形体”上，终年冰雪覆盖，雪线北坡在海拔3200 米，南坡则在3500米；有50 多条冰川旧然下垂，总面积达140 平方公里。其中，大阿扎乌冰川和小阿扎乌冰川共长2100 米；小阿扎乌冰川为悬冰川，长不足1000 米。冰川末端溢出的融水，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周围数以百计的溪流，高加索地区著名的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等，就是从这些冰川发源，分别流入黑海和里海的。这在人们心目里，无形中平添了浓重的神秘和敬畏之感。